记走向西部—中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

天山放牧 1945年 司徒乔 中国美术馆藏

　　11月29日，中国美术馆三楼的展厅，一进门，一堵暗红色的墙，这颜色让人想起敦煌。一张大大的路线图，从重庆，到成都，到西安，到广元，到天水，到兰州，到武威，到西宁、张掖、敦煌、哈密、迪化、伊宁、库车、喀什、于田，又至贵阳、安顺……就算是在波音787飞机呼啸而过的今天，走完这些行程，背包客也要大呼“舟车劳顿”，更何况70年前的交通呢。

　　但真有一群人完成了这样的行程，他们不是斯文·赫定这样的“探险家”，而是那些清贫的艺术家——张大千、孙宗慰、常书鸿、董希文、司徒乔、韩乐然、潘洁兹、叶浅予……“到西部去！”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到40年代，一批批艺术家怀着这样的理想，从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重庆，甚至更遥远的地方，坚定地踏上西行之路。在11月23日至2014年1月9日的中国美术馆，作为2013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20世纪中国美术之旅：走向西部——中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中，150余件主题为“西部”的油画、国画、版画、雕塑、连环画作品，让观众在发现丰厚的人文历史、多彩的民族生活和壮丽的自然景色的同时，感受到艺术家当时激扬起的创作感兴。

　　1943年，说走就走

　　西部曾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但近代以来因为其地理上的遥远偏僻交通不便，使西部地区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上世纪30年代初，从平津想要到达西北，必须取道内蒙古、嘉峪关才可；而从内蒙古到哈密的路途，非得要由驼运完成，条件之艰苦、地域之闭塞可想而知。因而，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以前，民众心目中的西部文化想象，是异域文化强烈反差所引发的不适应感，或行者把自己想象成漂泊者而引发的流亡情结。

　　20世纪30年代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西北遂成为重镇。大批文化人随之西迁，针对文物的西南西北考察研究也相应展开，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川康古迹考察团、大足石刻考察团以及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工作……艺术家们经历了动荡时代下文化格局的分流与聚合，内心经受着震动并完成向现实的艰难转型。有志的艺术家并没有淹没于时代的漩涡之中，他们将自己的艺术追求放在川、黔、甘、宁、青、新等广阔的西部山水之间，深入那里民族生活的现实，追寻传统之源。“到西部去！”一代中国美术家将古来通向西部的刑罚之路、流放之路、冒险之路，踏成一条面壁投荒之路，一条艰难而又充满奇遇的探索发现之路，一条中国艺术家的成长之路。

　　1943年，对于这些艺术家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那时，董希文与夫人张琳英从重庆出发，以当时最优越的交通工具——敞篷卡车、骆驼、毛驴，行程3月到达敦煌。在敦煌研究所期间，他研究古代壁画，也和常书鸿到南疆公路写生，表现筑路工人的生活。“两年半的漫长岁月，把自己的物质生活压缩到最低限度，将整个心灵装配到古人的怀抱中去，寂寞的环境与单纯的工作，使我很自然地遗忘了自己是来自何处……”在敦煌，董希文喜欢临摹情节复杂、场面宏大的壁画，采用复原临摹的方法，在深入研究原画色彩的基础上，力图还原初绘时的状态。而如果没有这两年半的漫长岁月，董希文在9年后可能不会画出那样的《开国大典》。

　　这一年9月，遭受丧妻之痛的吴作人，萌发了旅行写生的念头。他从兰州启程，搭乘开往星星峡的“羊毛车”车队，开启“丝绸之路”的旅行。在酒泉，他遇到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和新西兰进步友人路易·艾黎，遂邀同行。戈壁夜宿，一路颠簸来到敦煌，吴作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考察临摹。第二年6月，他入西康，在打箭炉的体验生活中画出名作《打箭炉少女》。随后，他又赴康青公路、西康北部草原，越过5000米的安帕拉山，过甘孜、玉树，历时8个多月返回成都。这段考察边区生活、描绘民族风情的西部之旅，让他画下大批速写、油画、水彩——经过这些素材整理加工的创作，就有100余幅。

　　1943年，也决定了常书鸿的艺术之路。他接受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副主任的任命，于那一年冬天举家迁往敦煌，从此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的整理、研究、保护工作。“忆昔年肄业燕京，立冰绘雪之痴，至此可谓极雪国大千之大观，可是要真表现雪景，还要有澄明心境之修养，始能悟其洁；有灵快笔触，始能状其清，一个岭南游子，走马匆匆，所能表达的实在有限。”

　　如今年轻人总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要论说走就走，谁也比不上被徐悲鸿誉为“感觉色调为中国当代最敏感之人，又有灵动之笔，供其纵横驰骤”的司徒乔。时任重庆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员的他，1943年随重庆军委会政治部前线视察团的西北视察组进入西北，结果只见到一处抗日前线，遂决定描绘西北风光。重庆-西安-武威-张掖-嘉峪关-星星峡-哈密-迪化-阜康-乌苏-精河-霍城-伊利-巩哈-焉耆-库车-阿克苏-喀什-莎车-叶城-墨玉-和田-皮山-洛甫-于田——历时两年的“旅行”，留给司徒乔和中国美术史的是280余幅作品。1944年，他在《新疆猎画记》中记载的，都是“打猎”的心得。

　　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论起“打猎”，西南亦是丰饶之地。1939年，庞薰琹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苗族语言学的芮逸夫一起研究西南少数民族传统艺术。历时3月，深入贵阳、花溪、龙里、贵定、安顺等80多个苗寨详细观察记录不同地区苗族的衣装服饰，为中央博物院搜集民族服饰和绣片600多件。1940年，他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和记忆，重拾画笔，用工笔、水彩、白描等方式创作《盛装》等作品。

旅行仍未停歇

　　“作品既富，而作风亦变，光彩焕发，益游行自在，所谓中国文艺复兴者，将于是乎征之夫。”徐悲鸿当年曾这样评述吴作人的西部之旅，而这又何尝不是三四十年代这一批艺术家的艺术经历与成果。他们通过写生或临摹，都从中国传统艺术中认识到具有东方和本土特征的造型体系，特别是从艺术上“发现”了敦煌，也从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中获得了崭新的体验，在作品中注入了活泼清新的气息，给绘画史留下了边地瑰丽的自然风光和多民族的生活画卷。艺术家从画室走向广阔的天地，以文化的自觉探索出一条具有民族本土风格的艺术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废除农奴制，进行民主改革，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历史性巨变。美术创作上也涌现出一大批表现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的伟大历史变革和时代建设以及新型社会关系下西部崭新精神风貌的美术作品，它们构成了西部美术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态。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美术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新生的契机，一部分画家延续第一代画家的路线，坚持深入西部地区生活创作，用平实、朴素的现实主义手法记录新的时代条件下少数民族生活的变化和他们的思想情感，将精神内涵的探求与表现高原人的生命激情融合为一体，以期将文化的力量熔铸进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之中。不过，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