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投入的舞剧舞蹈诗,基本问题仍有争议

时间:2013年12月18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

“中国舞剧舞蹈诗的数量可能在全世界已经是第一了,但是通常做一部舞剧或舞蹈诗少则500万至600万,多则1000万至2000万。一部舞剧500万,10部舞剧就是约5000万,一年我们可以看到新出现的舞剧舞蹈诗大概至少有30部之多,那就是约1.5亿,再多一点就是约3亿,中国每年在舞剧舞蹈诗上有这么大的投入,我们是否能为后人交出一份满意的时代答卷?”日前在沪举行的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舞蹈诗评奖期间举办的“舞动长宁——中国当代舞剧舞蹈诗创作研讨会”上,中国舞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冯双白为大家算了这样一笔账,并如是发问。

本次“荷花奖”评奖决赛中,既有用肢体语言对经典人物的当代内涵的重新解读,也有直面现实对当下都市小人物生存困境与情感纠结的关注,见证了当下舞剧舞蹈诗创作的前进与发展。然而与此同时,亦让专家评委得以管中窥豹,引发反思。作为舶来品的舞剧和本土生成的舞蹈诗,今天,它们的发展面临着怎样的争议和挑战? ——编 者

作品金奖 武警政治部文工团的舞蹈诗《延安记忆》 叶 进 摄

记者观察

舞蹈诗是“怪胎”吗?

  日前在上海举办的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舞蹈诗评奖决赛中,8部作品里,5部舞蹈诗。但是,颇有意味的是,面对大比例的舞蹈诗作品,对于究竟何为舞蹈诗,众多专家评委却莫衷一是,甚至有评委用“怪胎”来形容舞蹈诗。究竟舞蹈诗该不该作为一种独立形态存在?它真的是“怪胎”吗?

舞蹈诗是个“筐”?除了舞剧皆可装?

  “舞蹈诗一开始出现就有点怪,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打了好多问号的问题。也许它给了一些不具备编舞剧能力的编导一些缓冲。还有舞蹈散文、舞蹈话剧等,都是在为自己的作品找一个归宿而已。我们只能带着一种无奈,走走看看。”对于舞蹈诗这个只有中国才有的创作类别,中央民族歌舞团副团长、国家一级导演丁伟评委这样说。

  “舞蹈诗就是一个怪胎。”广东省舞协副主席、国家一级编导文桢亚评委直言不讳,言辞犀利地亮出了自己的极端观点:“所谓舞蹈诗,一方面是编导没有能力做舞剧,搞不出戏剧冲突来,就淡化叫‘舞蹈诗’,另一方面实际上它是多年来大歌舞的产物。不客气地讲,好多作品我看明明就是组舞,只不过是把原本主持人讲的话或变成画外音,或去掉人声,变成字幕而已,怎么就成了舞蹈诗?”

  虽未像文桢亚这样全然否定,但许多评委认为,相对于舞剧来说,结构比较松散、浪漫,不带有戏剧冲突或者不带有强烈戏剧冲突的作品即可称为舞蹈诗,它与舞剧并没有本质区别和明显分界。

  如此,舞蹈诗岂非一个万能的“筐”,所有不符合舞剧的作品皆可装?

  中国舞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冯双白却指出,对舞蹈诗类别上的质疑,是许多人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因为当下确实有很多做得不太好的舞蹈诗作品,但这不等于舞蹈诗不存在。正如文学上有长篇小说、散文、诗歌也有小品文。舞蹈诗不以纯粹古典的戏剧性方式来结构,而是以一种全新的、综合性的方式,做有主题的作品。冯双白介绍,这样的方式在全世界亦是潮流,即非戏剧性地去表达一个主题,只不过国外人不用“舞蹈诗”去称谓而已。

  “用舞蹈的语言,用诗的立意和诗化的结构,表达一定的主题思想和精神,就叫舞蹈诗。”这是冯双白为舞蹈诗下的定义。他指出,“实际上有很多东西也不应该用舞剧来表达,就像表现回家的主题,一首《常回家看看》就很好地唱出一个道理。”

  中国舞协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罗斌介绍,舞剧古往今来一直存在,尤其是在西方,而舞蹈诗作为中国特有的创作形态其称谓形成却相对较晚,但这一种类的原始形态却古已有之,唐太宗时期就有“天下太平”字舞,实际上就是最早意义上的舞蹈诗,无非是古代用歌舞的方式赞颂王权、盛世等内容的表现方式。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则是舞蹈诗的当代渊源。顺着这一发展线索,舞蹈诗不再继续强调其演唱与朗诵部分,而是以舞蹈的语言构成一种诗化的结构。

  罗斌介绍,舞蹈诗本身不具备也不需要有剧的要素,也不完全等同于组舞。组舞是一段一段完全没有连贯的舞蹈,而舞蹈诗可以有主要人物,也可以没有,人物可以贯穿始终,也可以不贯穿。“它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一种产物,有时舞蹈需要这样一种方式表现一个相对较大的主题,或者相对较宽广的视野,未必非要刻画人物、表达冲突,因为舞蹈表情达意,本质上更容易达到诗的意味。”

  “业界没有形成一个所谓舞蹈诗的规律,它是一个变动性很大的体裁,人们也始终在找寻诗的样式。作为当代舞蹈文化产物,它没有形态上的限制,完全出于创作者的主观意愿,只要有一种诗化的表达形态和诗的意蕴就足以了。”罗斌说。

心中没有诗,怎么可能做出诗意?

  在冯双白看来,舞剧与舞蹈诗界线分明,之间并没有模糊地带。舞剧中,不管是用传统的“三一律”结构,还是心理结构等方式,但戏剧核心的矛盾冲突、冲突与人物的联系是至高无上的。“舞蹈诗一定不是追求戏剧性,它追求的是诗意。但悲哀的是我们的创作者没有诗意。”冯双白一语道破当下舞蹈诗精品乏善可陈的根本所在。他指出,其实西方类似的创作做得很好,而相较之下由于我们理论的缺失和实践的模糊,造成当下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创作频现。

  在冯双白看来,舞蹈诗创作考验的是创作者思想能不能更自由,以及思想更自由以后,有没有本事抓到艺术的本质,有没有力量去表达诗的意味。本届评奖中,舞蹈诗《一起跳舞吧》表达的小人物的生存无奈与情感纠结,《沉沉的厝里情》勾勒的游子与家人那深沉眷恋与凄美等待,《延安记忆》里以戏中戏《白毛女》完成的诗意书写等,都让冯双白感受到了诗的悠远韵味。“就如同《延安记忆》的创作,它所选取的是家喻户晓的能勾起延安回忆的点,或对人们来说富有诗意的部分。怎么做,实际是舞蹈诗创作的核心。有没有诗意,要看创作者有没有心、心中有没有诗。心中没有诗,怎么能做出诗意来?心里有诗,自然就能把诗意抓取出来。”冯双白说。

  “对于中国观众而言,戏剧是必须的,中国观众绝大部分心中没有诗。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诗吗?十几岁的年轻人几乎都在玩游戏,在这个最有诗意的国度里,现在几乎没有诗了,在每一个最有诗意的年龄里,人们已经不再写诗、关注诗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哀。从这个角度而言,也许不能怪罪舞蹈,编导心里没有诗,观众心中也没有诗,怎么能感悟到诗呢?”冯双白激动地直陈心语。

  “诗比剧更难做,因为诗很孤独。”冯双白说,“汶川地震时,一群正开会的诗人不幸遇难,汶川重建以后,人们总是去赞美新汶川多么美丽和伟大,而埋葬在废墟里的诗的灵魂却没有人去关注。这么真实的悲哀,多像一个悲剧的诗行,在它被写了来的那一瞬间就埋葬了!所以这是一个没有诗的时代。”

  “舞蹈一定是用肢体在写诗。说穿了,许多中国舞蹈编导,文学的素养、文学的结构能力太差了,而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母体。”这是罗斌为舞蹈诗创作找出的症结。

  “国外的创作非常强调舞蹈本体艺术,会有很多空间、动作的创新和编排,而中国编导却一直在忙于交代情节,纠结于技术、舞美、服装等舞蹈本体之外的东西。有句话这样说:‘要想看见森林,必须要走出森林回头看。’我们的舞蹈诗创作应该有这样的状态和眼光。”丁伟如是把脉。(本报记者 乔燕冰)


(编辑:晓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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