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与杨小楼合演《霸王别姬》

　“崇林社”（梅兰芳和杨小楼合组的一个戏班——编者注）在北京吉祥茶园演到1921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排演一出新编的戏《霸王别姬》。

　原本两天的戏删到一天演

　　杨小楼（京剧武生演员，杨派艺术的创始人——编者注）先生演过霸王这个角色，那是1918年四月初，杨先生、钱金福、尚小云、高庆奎在“桐馨社”编演了《楚汉争》一、二、三、四本，这是我离开“桐馨社”以后的事。我曾看过这出戏，是分两天演的。我记得杨先生在剧中演项羽，过场太多，有时上来唱几句散板就下去了，使得英雄无用武之地，虽然十面埋伏有些场子是火炽精彩的，但一些敷衍故事的场子，占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就显得瘟了。

　　我们新编这出戏定名为《霸王别姬》，由齐如山（戏曲理论家，常为梅兰芳的表演及剧本提出修改意见——编者注）写剧本初稿，是以明代沈采所编的《千金记》传奇为依据，另外也参考了《楚汉争》的本子。初稿拿出来时场子还是很多，分头、二本两天演完。这已经到民国十年的冬天，我们开始准备撒“单头本子”排演了，有一天吴震修（江苏无锡人，银行家——编者注）先生来了，他说：“听说你和杨小楼打算合演《霸王别姬》，那太好了。”我就把头、二本《霸王别姬》的总讲拿给他看。吴先生仔细地看了一遍后说：“我认为这个分头、二本两天演还是不妥。”这时候写剧本的齐先生说：“故事很复杂，一天挤不下，现在剧本已经定稿，正在写单本分给大家。”吴先生说：“如果分两天演，怕站不住，杨、梅二位也枉费精力，我认为必须改成一天完。”他说到这里语气非常坚决。齐先生说：“我们弄这个戏已经不少日子，现在已经完工，你早不说话，现在突然要大拆大改，我没有这么大本事。”说到这里就把头、二本两个本子往吴先生面前一扔，说：“你要改，就请你自己改。”吴先生笑着说：“我没写过戏，来试试看，给我两天工夫，我在家琢磨琢磨，后天一准交卷。”

　　当时我感到吴先生的主张很有道理，因为《楚汉争》就是分两天演失败了。《霸王别姬》的初稿仍有松散的毛病，改成一天演的确是高明的见解，但我又担心吴先生改本子没有把握。两天后，吴先生拿了本子来，他对齐先生说：“我已经勾掉不少场子，这些场子，我认为和剧情的重要关子还没有什么影响，但我究竟是外行，衔接润色还需大家帮忙，我这样做固然为听戏的演戏的着想，同时也为你这个写本子的人打算，如果戏演出来不好，岂不是‘可怜无益费工夫’吗？”齐先生听他这样说，也就不再坚持成见，而是和大家共同研究润色、继续加工。

　第一次演出即满座

　　《霸王别姬》由初稿20多场删成不满20场，以霸王打阵和虞姬舞剑为重点场子，进行排练时，转瞬已是旧历腊月底，二十六七日演了封箱戏，正月初，择一天日子开市，一面演出，一面排戏。到了正月十九日，我们第一次在第一舞台（位于北京的戏院——编者注）演出了《霸王别姬》。我有个老本子里还夹着当年第一次演出时在后台贴在墙上的“提纲”，是揭下来留作纪念的。角色的分配，提纲上是这样写着：杨小楼项羽、梅兰芳虞姬、姜妙香虞子期、许德义项伯……

　　戏一开始韩信《发点》（昆曲牌《水龙吟》在京剧中用唢呐吹奏，又名《发点》）上，紧跟着项羽出场又是《发点》上，在老戏里是从来没有这样安排的，这就是吴震修先生自己说的“外行干的事”，可是当时也想不出什么高招来，就这样上了。我们第一回商量着在第一舞台演，可以多上人。平常第一舞台最多卖个五成座就算不错了，所以北京的班都不愿在那个馆子演，只有义务戏可以满座。这次《霸王别姬》居然也满了。可是过场还是多，有的场子相当长，最大的就是九里山大战那一场，打的套子也很多。我在后台听前面锣鼓喧天，武行头管事的朱玉康在台帘旁注视着场上，有时又招呼着后台，前台固然很火炽，后台也是显着熙熙攘攘。这场大武戏完了之后，杨老板下来双手轻快地掭了盔头，对我说：“兰芳，我累啦，今天咱们就打住吧。”我说：“大叔！咱们出的报纸是一天演完，要是半中腰打住，咱们可就成了谎报纸啦。我知道您累了，这场戏打得太多了，好在这下边就是文的了，您对付着还是唱完了吧。”当时他没有加可否，接着说了一声：“还勒上吧。”我赶紧赔笑说：“您再歇会儿，还有工夫呐。”正说着就听见管事李春林大声说：“来啦！来啦！虞姬！虞姬！”我看杨老板又戴上盔头，我才放下心出去，总算一天把戏唱完了。

　我心目中的杨小楼

　　我心目中的谭鑫培、杨小楼这二位大师，是对我影响最深最大的，虽然我是旦行，他们是生行，可是我从他们二位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最重要。他们二位所演的戏，我感觉很难指出哪一点最好，因为他们从来是演某一出戏就给人以完整的精彩的一出戏，一个完整的感染力极强的人物形象。1922年的春天，我们“崇林社”排演了《霸王别姬》之后，在吉祥茶园演了些日子，应上海的约又去演了一个时期。在这一年夏天回北京，我就开始组“承华社”，以后和杨先生虽然不在一个班，但还是常有机会合作。

　　杨先生不仅是艺术大师，而且是爱国的志士，在卢沟桥炮声未响之前，北京、天津虽然尚未沦陷，可是冀东二十四县已经是日本军阀所组织的汉奸政权，近在咫尺的通县就是伪冀东政府的所在地。1936年的春天，伪冀东长官殷汝耕在通县过生日，举办盛大的堂会，到北京约角，当时我在上海，最大的目标当然是杨小楼。当时约角的人以为从北京到通县乘汽车不到一小时，再加上给加倍的包银，约杨老板一定没有问题，谁知竟碰了钉子，约角的人疑心是嫌包银少就向管事的提出要多大价钱都可以，但终于没答应。1936年，我回京的那一次，我们见面时曾谈到，我说：“您现在不上通州给汉奸唱戏还可以做到，将来北京也变了色怎么办！您不如趁早也往南挪一挪。”杨先生说：“很难说躲到哪去好，如果北京也怎么样的话，就不唱了，我这么大岁数，装病也能装个十年八年，还不就混到死了。”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北京，他从此就不再演出了。1938年，他因病逝世，享年61岁，可称一代完人。

（节选自《梅兰芳回忆录》，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已由东方出版社于2013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