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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不能放弃责任与担当——从北京人艺“以色列戏剧邀请展演”说起

时间:2013年03月13日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胡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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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璜》剧照 王雨晨 摄

马丁·艾斯林曾经说过:“剧院,就是一个民族当众思考的场所。”去年夏天以色列卡梅尔剧院的《安魂曲》以及年底盖谢尔剧院演出的《敌人,一个爱情故事》,无疑都印证了此言。如今,在北京人艺主办的“2013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以色列戏剧邀请展演”上,由两所剧院分别演出的《手提箱包装工》和《唐璜》,不仅以气质迥异的两部大戏再次给北京观众带来了惊喜,而且为国人又一次提供了好戏的研究实例。

  卡梅尔剧院创建于1944年,迄今为止已成功上演过500多部舞台作品,是以色列六大国家剧院之一,并于2000年成立了希伯来戏剧研究所,以向世界观众更好地推广以色列优秀的戏剧作品。

  作为以色列最大的剧院,卡梅尔剧院是已故以色列戏剧大师哈诺奇·列文进行戏剧创作及其作品上演的阵地。列文出身于特拉维夫的宗教家庭,却因独特的个人经历而充满了叛逆精神。他以一种悲喜交织的戏剧形式,将自身的戏剧天才与超越种族的批判精神结合了起来,把自己对于民族性的批判和普遍人性的批判贯彻到底。因而,其剧作往往是用以色列社会的家常百态为基础进行创作,最终却能赋予作品以精神上的普遍价值。

  此次来华参加展演的《手提箱包装工》,是列文早期的代表剧目,全剧截取了以色列社会底层5个普通家庭的生活片段,并以8场葬礼的穿插,用犀利诙谐的笔触讲述和探讨了生命与死亡这一永恒的主题。本次演出的版本,是由以色列导演乌迪·本·摩西2011年执导的重排版,舞台风格与列文临终前亲自排演的《安魂曲》一脉相承,着重于在极简的舞台上展现生活的艰辛挣扎、心中的烦恼无人诉说的纠结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离等等。列文的作品在注重剧场性的同时,显然更重视戏剧的思想性与文学性的传达,以便在展现与普通民众息息相关的故事的同时,时刻促使观众进行反思:这种如同行走的影子般的所谓生活,是否还要继续?而在不到90分钟的时间内,卡梅尔剧院的演员们在空旷的、毫无硬景的舞台上,完全凭借各自精湛自然的演技,生活在了舞台的时空内,把那种周而复始、无奈而又无望演绎得入木三分。比如,那位一次次被送到养老院却又一次次提着行李逃回儿子那并不温暖舒适的家的老母亲,从未有激烈的大幅动作,老演员只是淡淡地以她那看似平静、持续的步态,就表现出了她内心的执拗、坚持和反抗,人生的悲凉感油然而生。

  与卡梅尔剧院不同,去年10月底因《敌人,一个爱情故事》的成功演出而获得京城观众热捧的盖谢尔剧院,是俄罗斯著名导演叶甫根尼·阿尔耶率领一群俄罗斯戏剧演员于1991年移民以色列后才创建的,至今已经成功排演了60多出剧目。作为世界唯一的一个移民剧团,剧团的核心成员都是俄裔犹太人,他们的戏剧教育也大都是在俄罗斯完成的,剧团整体的表演功力在那部改编自犹太作家辛格同名小说的《敌人,一个爱情故事》中已经得到过充分的展示。因为该剧是以表面纠结的情感故事来反思战争与人性,就尤为需要演员的表演兼具内在的激情与外在的表现力,并能在层次清晰地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同时有力地传递出作品的艺术价值。因而,盖谢尔剧院的演出令人印象深刻。

  盖谢尔剧院本次带来的剧目,是莫里哀的经典名作《唐璜》,并对原作进行了颇有新意的阐释和重组。比如,在原作中,当莫里哀在否定唐璜的同时又借用唐璜之口抨击那众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的时候,这个挑战世俗、藐视教会的花花公子居然拥有了一丝悲剧英雄的气质,导演亚历山大·莫尔夫就是抓住了莫里哀这个悲喜剧式的创作思绪,进而将原本古典主义的讽刺手段向前推进,最终在结尾让唐璜走向心灵的自省和审判。没有一句台词的无言结局,反而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而作为戏剧演出最重要因素的演员们,也将剧作的思想内涵和导演的创作意图,张弛有致地以有血有肉的形象展现在了观众面前。也可以说,盖谢尔剧院的成功,得益于它所坚持的俄罗斯剧院的戏剧传统:演员们必须全身心投入创作,每部作品的排练时间也至少要4至6个月,以保证其制作的精良。

  总之,从几部风格迥异的以色列戏剧带给中国观众的震撼,不仅让我们窥见两个剧院的主创们对于剧作内涵的要求、对于创作的敬业与执著,以及在光彩照人的演出背后所进行的大量艰苦训练和团队磨合的成果,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观众对于具有文学性和思想性作品的期待与认同。

  然而,近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娱乐化的浪潮,当下中国的艺术创作在迎来一个新的多元化爆发期的同时,艺术作品所应蕴含的文化力量却严重缺失。而在中国剧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北京人艺,能够坚持以追求文化境界与品位为己任,坚持主办以“名院、名剧、名导演”为引进标准的“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以诸多世界各地的精品戏剧滋养观众,显示出了自身应负的责任与担当。

(编辑:黄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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