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成为了今年电视荧屏的热点，新颖的选秀形式、大牌导师以及和海外接轨的节目制作方式，使其成为观众和业界的讨论热点。此外，在最终的获奖名单上，一个所谓的“吉林现象”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来自吉林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的梁博、权振东、金志文分别获得第1名、第4名和第5名。

　　《中国好声音》的“吉林现象”让人不免想到，2005年的《超级女声》也曾出现过“四川现象”——李宇春、何洁、张靓颖等第一批选秀明星，都曾就读于四川音乐学院通俗音乐学院。从四川音乐学院到吉林艺术学院，引人关注的不仅是选秀明星接受的是怎样的教育，还有背后的中国流行音乐高等教育现状。

　　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风格

　　王风是吉林艺术学院流行音乐演唱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对于喜爱摇滚音乐的他来说，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泡在琴房里，和自己的小乐队在一起创作、练习。课余时间，他最为关注的是歌手选拔比赛的信息。同学梁博在《中国好声音》的成功让他和周围的人受到了莫大鼓舞，“我觉得我们都在认真做音乐，只要给我们机会就可以。”他说。

　　这样的小乐队，在170人的流行音乐学院里有10多个。流行音乐学院院长孙大峰称他们是“瓜子”乐队，是因为身为院长的他曾经和几位教师一同组成“瓜棚乐队”，在长春摇滚圈颇有名气。6年前，孙大峰受邀在吉林艺术学院组建流行音乐专业，当时中国流行音乐教育尚处在起步阶段，教师资源缺乏，教师聘用原则为不计学历、不看学位，只看是否认真做音乐。在“摸着石头过河”的6年之后，学院初步形成了3个大致的教学方向：音乐演唱、器乐和音乐制作，并要求每一个专业的学生都掌握一门乐器。

　　“掌握一门乐器是进行音乐创作的前提条件。”孙大峰说。流行音乐学院最为看重的是学生的原创能力，因此在课业之外，给了学生更多时间和空间创作音乐。在创作中，学生自己组成乐队，以团体的面目出现在学校的演唱会上、长春的音乐酒吧里，直至被老师推送到全国的歌手选拔舞台。以梁博为例，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后，为他操刀编曲的是他所在的“环城高速公路”乐队。在吉林艺术学院，由贝斯、吉他、鼓手和主唱组成的乐队层出不穷，似乎更加奠定了这所学校原创摇滚音乐的基调。

　　与吉林艺术学院不同，以“服务大众，引领潮流”为宗旨的四川音乐学院通俗音乐学院这个流行音乐教育的高地要早动身5年，如今已形成了流行演唱、音乐制作与录音工程、流行歌舞、流行器乐等6个专业，共10余个专业方向，而流行演唱专业从2005年起频频摘得国内各项流行音乐比赛奖项。从课程设置来看，侧重演唱和舞蹈的通俗音乐学院更加强调学生的个人能力，能唱能舞是最基本的要求。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侧重的音乐风格。”孙大峰认为。包括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和四川音乐学院等国内知名流行音乐教育院校在流行音乐演唱方面建树颇高，近几年其培养的学生也频频占据选秀前位。而《中国好声音》对于梁博的选择，第一次肯定了摇滚元素和原创音乐在电视选秀节目中的位置，孙大峰称其为“观众和评委的音乐口味的变换和更新”。

　　摸索中前行的流行音乐教育

　　“流行音乐教育在西方已经发展得较为完备，但是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四川音乐学院通俗音乐学院院长孙士春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本土的流行音乐刚开始萌芽，音乐人基本没有接受正统教育，甚至给大众留下不务正业的印象。1993年，沈阳音乐学院设立通俗演唱专业；2001年，中国音乐协会流行音乐学会成立；同年，四川音乐学院通俗音乐学院挂牌；2005年，“超级女声”造星运动开始，音乐、大众和商业概念被融合在一起，李宇春等经过正统流行音乐高等教育的学子成为乐坛炙手可热的新人，影响者众。

　　但是，由于我国高校的专业音乐教育往往以西方古典音乐教育为主导，即便是在选秀活动爆红的2005年，流行音乐教育依然处于一个摇摆不定的状态。据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王建元回忆，当时甚至对流行音乐、现代音乐和通俗音乐概念的内涵外延界定都不明确，此外，在培养计划、教学理念上，也往往沿袭古典音乐的方式。“只是搭起来了框架，但是要走的路还很长。”

　　经过6年摸索，流行音乐教育的学科细分逐步明确，并开始了统一的教材编撰。目前，演唱、音乐制作和器乐三大方向已在各个学校奠定基础，舞蹈、音乐文学等专业也逐步在一些学校出现。早在2008年，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就出版了首批流行音乐丛书；2012年5月，该校又编撰出版《流行音乐文化概论》、《流行音乐和声教程》、《流行音乐节奏训练》、《视谱唱词训练教程》4部流行音乐教材。学科的进步再加上大众、商业文化的推介，更多学生开始在报考志愿时倾心于流行音乐专业。

　　然而，和英美等流行音乐教育较为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流行音乐教育尚有差距。尽管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和流行音乐概论等理论课程已成各大院校必修课程，但“流行音乐理论研究各方向依然尚未在高校教育中全面展开，落后表演与创作”。王建元说。此外，面对十分强调实践演出的专业，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一套教学方法和理念。或“自由派”鼓励灵感和创新，如吉林艺术学院，或“学院派”强调基础和素养，如四川音乐学院。这两种模式都曾在中国选秀活动中成果累累，但是否适合推广和复制，尚且没有定论。

　　教育成果并非“唯选秀独尊”

　　从早期的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赛，到后来各卫视陆续制作的《超级女声》、《快乐男声》、《花儿朵朵》、《中国好声音》等音乐选秀赛，每年数次的选秀吸引着众多流行音乐专业学生的目光。

　　对于王风来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参加选秀、取得成绩。“这样的话未来的路会好走很多。”他已经参加过省内的两个小比赛，一次获得新人奖，一次只进了复赛就没有下文了，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梦想。选秀对于很多和王风一样的流行音乐学院学生来说，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平台。

　　“选秀只是我们输出人才的一种方式。”孙大峰说。每年有数千名学生毕业于流行音乐专业，但是真正登上选秀舞台的只是个别人。吉林艺术学院曾对流行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去向做过统计，真正在一线表演、演唱的毕业生仅占毕业生总数的10%，剩下的大部分毕业生在流行音乐产业链上扮演其他角色，如音乐制作、唱片监制、伴奏伴唱等，不少传媒公司或歌手也需要科班出身的助理。

　　毫无疑问，选秀舞台上的光环让诸多学生为之倾倒，选秀明星的示范效应和媒体曝光率让大多数怀揣明星梦的学生欲罢不能。这是中国流行音乐教育起步和发展阶段必须要经历的阶段。仅靠参加选秀、获得成绩来推动流行音乐的发展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持续的。“真正的流行音乐教育要教育学生从事流行音乐相关的工作，这些工作是构成一个链条的，不只有选秀一条路。”孙大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