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之际，王运熙先生刚满30岁，是个大龄未婚青年。他家住在市区，复旦宿舍又未分到房子，于是不回家时就住在复旦老校门口一座作为当年系办公室小楼楼上的单身宿舍里。我们这些学生时常会看到他住的房间里深夜时仍亮着灯光。偶尔在校园里见到他，也只是微笑一下，很少攀谈。直到第二年他为我们授课时才有些往来。

    王先生身量不高，身体单薄，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也是那种敏于思而讷于言的学者。据说他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在陈子展先生指导下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尤对六朝乐府清商曲感兴趣，已发表《吴声西曲的产生年代》《吴声西曲的产生地域》《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等专题论文。不到30岁，就出版了《六朝乐府与民歌》（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版）这部古典文学研究专著，后来又出版了专著《乐府诗论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因此，在复旦中文系以至国内古典文学研究界都颇有点名气，可以说是复旦大学自己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负有传承薪火任务。可是由于用功过度，加上性格的原因，王运熙先生有点少年老成，未老先衰的样子。

    不过，一上课堂，讲起课来，王运熙先生则声音洪亮，青春焕发。1957年下半年，他为我们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的魏晋南北朝段，后来又续讲隋唐五代段。这两个时段的文学史，按复旦中文系的常规，应由刘大杰先生开设（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通常由蒋天枢先生讲授先秦两汉段，刘大杰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段，朱东润先生讲授宋元段，赵景深先生讲授明清段，鲍正鹄先生讲授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文学史），由于刘大杰先生因病处于半休养状态，改为当时只是讲师的王运熙先生讲授。看得出来，王运熙先生做了充分准备，他讲起课来旁征博引、举一反三，让我们很是受惠。讲得起劲时，他还用带有上海郊区金山口音的古韵朗读诗文，略带拖腔，更引起了我们学习的兴趣。当时，有消息传出他正与我们班上一位大龄女同学谈恋爱，因此王先生每到我们班上课时，情绪特别高涨：只见他两眼放光，脸颊泛着红光，讲课时的声音那是相当的洪亮！王先生的课不仅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也特别实惠。他每周布置一定的作业，是从史书摘录下的一些关于作家的传记材料，让我们练习断句。这些作业，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作家的了解，也提高了我们的古汉语阅读的能力。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观念觉醒与发展的时代，整个文学界星光灿烂，诗文创作与文学理论批评都很活跃，中国古典小说于斯发轫。由于王运熙先生循循善诱与丰富多彩的讲授，魏晋南北朝文学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以至于我也差一点选择了魏晋南北朝文学作为我终身研究的方向。

    此后，王运熙先生还为我们开设过乐府民歌研究与李白研究等专题课，均让我们受益匪浅。尤其是李白研究一课，他采用一种师生共同研究的方式，更是别开生面，让我们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并受到科学研究基本功的训练。他当时刚好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得到一项研究专题，同出版社签了《李白诗选》与《李白研究》两本书的出版合同。于是，他把这两本书的写作任务同李白研究专题课的讲授结合起来进行。他先把他选出的《李白诗选》的篇目印发我们，供我们讨论、分析，以此作为作业进行注释。同学们每人分到十多首，按王先生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随后，他进行统一修订后，再一次印发我们讨论。这样最终完成的《李白诗选》选注，就是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李白诗选》，编选者是王运熙先生与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文学专业的学生。在完成《李白诗选》选注工作的同时，又开展了《李白研究》的研究与写作的工作。仍是先由王先生提纲挈领地讲授李白的生平创作的若干专题，诸如李白的生平创作分期问题、李白的“古风”诗、李白与杜甫等等，然后列出全书的若干专题，由同学们自己选择题目并在一定时间内写出初稿，最终由王先生收阅后批改审定。当然，关键部分还是由王先生执笔。这就是在《李白诗选》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李白研究》。在一个学期里，开设一门只有36个课时的专题选修课，完成了两部在当时可以说具有全国领先水平的关于李白的著作。这可以说是高校文科教学的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范例。通过选修这门课，我们不仅比较深刻地了解了李白及其创作，而且经历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流程，提高了独立思考与科学能力。当然，王运熙先生在这门选修课中付出的心血比一般讲授一门选修课要多得多。可惜的是，这种创新性的课在当时，除了后来的鲍正鹄先生为我们开设近代文学研究时采用外，就很少被其他老师采用，后来就更是闻所未闻了。

    王运熙先生后来转入唐代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成为复旦中文系的中坚，也是全国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他的学术成果颇丰，除了上文提及的两部专著外，还有《汉魏六朝唐代文学研究论丛》《文心雕龙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管窥》等专著，并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等丛书。王运熙先生已届耄耋之年，早已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我在复旦学习期间以及离开复旦之后，都同他联系不多，只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兰州邂逅过他。那一次，他到兰州参加一个关于唐代文学的学术会议，我则因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中青年文学评论家赴西北参观访问团时在兰州逗留数日。大概是游览皋兰山时，偶然相遇，寒暄数句便匆匆分开，后来一直未能见到他。可是由于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我都很景仰他，故至今仍十分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