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谢克林10年了。第一次认识，恰逢花鼓灯申遗文本和电视片的制作期间。事实上，之前就通过冯双白书记认识了。最初，我们在艺研院舞研所谈论起他孜孜以求的花鼓灯研究（那时非遗工作已经展开，我在这个领域有一点感悟） ，我以为“非遗”研究至少应该关注两种立场，一是保护，二是发展；而在“非遗”视阈，我更强调前者。具体说，即是在非遗的前提下，只应该谈保护，不应该谈发展。因为中华文化兼容性超过其他任何一种文化方式，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唯有中华文化至今健在，核心源于它的兼容本性。不难想象，“发展是硬道理”才是中华文化的基因，有鉴于此，要保护传统文化，使它在当代有良性延展，必须强化“保护”意识，如在非遗范畴。否则，它就只剩下发展，不可能再有保护。其次，就是生态保护。无论文化形态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也无论保护措施是静态记录，还是动态传承，总之它必须是一个生态意识上的保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人类文化本身形态，也才有真正意义的传统延续和文化保有，也才谈得上所谓的“保护” ，否则它就只能丢失。文化是一条河流，河流的概念意味着它每天都在变化当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唯有文明的优质基因还在，保有它，就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这种文化。花鼓灯文化的保有、保护，首先需要遵循这样的思维和路径。其次，花鼓灯文化作为中华舞蹈文化的当代建构，它面临的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发展” ，但前提不是“非遗”保护，而是当代中国的文化新视野和新建设。在此坐标下，大胆发展就成为基本诉求。这表明，在当下，花鼓灯文化的健康生存至少面对上述两个主题，二者各有侧重，各自健康运行，但并行不悖，因为它们有本质的不同。有幸的是，谢局长接受了拙见，并迅速将它们放在花鼓灯保护的具体实践中加以验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蚌埠花鼓灯一个多维度的发展态势：“三千二百工程” ，“中国花鼓灯第一村” 、数据库和博物馆，还有两个文化空间的建设，在今天的视野下，那里“恢复”了花鼓灯曾经有过的文化形态，并为后人提供了认识、研讨的良性时空，这是一件好事请。文化是动态延伸的人类事象，作为研究者，我们不能期待真正发生的那些事永远处在僵死状态，那是错误的。文化人就是要真正关注这样的现实，合理地解释它的发展，预见其科学发展、多元发展的可能性。记得20年前，戏曲界曾有过“振兴京昆”的口号，但事实上近年来戏曲艺术的复兴势头和理性发展不是因为口号实现的，而是多元文化的生态背景使然，很多人类文明形态是在人群的信念中延续的，所以民俗学才认为信仰是文化形态可以延续的根本原因，只要人群相信某种文化的价值存在，它就能生存。现代文明和古典文明之间的对抗最终形成人类社会一种特有现象，这种“纠结”永远存在， “存在即合理” ，最好的办法就是各自发展各自的。看到了这些，你就会认同谢克林的执着是多么可贵，他作为以政府身份参与民间文化建设并取得突出成就的花鼓灯“灯头” ，做了书写历史和功德无量的事业。换一个角度说，花鼓灯文化的前途无量，它在“非遗”事业中“重申报，更重保护”的理念与实践，与谢克林的坚守息息相关。多年交往，让我认识了一个“敢为天下先”的谢克林，理解了他的学术思维的敏锐和实际操作的智慧，恭贺他很好地诠释了花鼓灯文化，也恭喜安徽文化的健康发展势头，更祝福淮河两岸的所有花鼓灯人。

　　（本文为在中国花鼓灯艺术保护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