茜多妮·柯莱特生于1873年，是法国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曾担任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柯莱特的一生充满传奇，做过记者、编剧、舞台演员。她终生笔耕不辍，创作了50多部小说、话剧和大量散文，受到纪德、普鲁斯特等人的青睐，去世后法国为她举行国葬。在我国，柯莱特的中长篇小说译介不少，短篇小说则不太知名，但其成就丝毫不亚于长篇小说。柯莱特首部中译短篇小说集《面具后的女人》收录了27篇作品，大多寥寥数千字，但构思精巧，意蕴深厚，和书同名的篇目就是很好的例子。

　　以《面具后的女人》为例，这个短篇讲述了一对巴黎夫妇在化装舞会上“邂逅”的故事：身为牙医的丈夫没有参加过化装舞会，非常想去看看，他对妻子撒谎说自己要去出诊。他问妻子伊琳娜想不想去舞会，她“义正辞严”地回答说自己不会去那种地方。在舞会上，穿着斗篷的丈夫认出了扮成小丑的妻子的身影，他看到伊琳娜动作轻佻，和舞会里的男人勾勾搭搭。揪心的丈夫一路尾随，怀疑妻子在和人幽会。最后他发现妻子只不过是在走马观花，品味在一个陌生场合的“寂寥空虚而又毫无羞愧的、怪异的愉悦”。他“不再担心，也不觉得遭遇了背叛”。

　　作为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家，柯莱特的这篇小说和许多其他作品一样，对女性的意识和主体性的呈现发人深思。从小说内容来看，如果说伊琳娜的丈夫去化装舞会是出于好奇，对伊琳娜来说，则是出于无聊去自娱自乐，找到一个短暂的消遣。但为什么在她丈夫允许的情况下，她还要假装不去呢？从她和丈夫的对话以及后文对化装舞会的描写来看，化装舞会是一个男性主导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场所。一个女人出现在化装舞会上显得不正经，也不符合一个妻子的形象。但另一方面，伊琳娜想去打发孤独，却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正名。伊琳娜的处境表露了女性面临的道德规范的约束。从伊琳娜的反应来看，可以说，尽管伊琳娜是一个自我意识相对觉醒的女性，社会规范和对女性身份的传统设定在她身上已经内化，她学会了主动地抑制自己，一直在进行女性/妻子角色的“表演”。

　　无独有偶，李敬泽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化装舞会上，化装者在消弭了自身的特定身份后获得了自由：重新指称自身、自我想象和自我探索的自由。”在《面具后的女人》中，因为无处不在的社会规范的约束和禁锢，尤其是对女性身份的成见，伊琳娜也处于这种内在性的、主体性的困境之中。因此，柯莱特的这篇小说获得了一个解读的角度：生活中的伊琳娜被迫戴上了面具，自我被隐藏在这个面具之后。当伊琳娜试图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时刻，挣脱社会因袭的重负时（如果这是可能的），她必须暂时隐去自己的社会身份，她需要一个真正的面具。柯莱特把现实的“面具”和舞会上真正的面具进行错置，从而展开对女性意识和主体的反思。

　　除了小说的内容，小说的叙述视角似乎也能看出作者有意识的选择。小说虽然以伊琳娜为主要人物，但采用了“丈夫”这样一个男性第三人称来叙述。虽然男主人公处于某种焦虑和嫉妒的情绪中，他仍然处于观看的位置，这是传统父权的象征；有意思的是，小说的结尾处突然出现女主人公心理状态的描写，有限的第三人称视角似乎获得了更为全知的能力，我们也许可以推断，男主人公对妻子有了某种升华的顿悟似的认识。面对女性身份面临的困境，柯莱特的这篇小说提供了一个乐观的结局。在男主人公发现伊琳娜只不过是为了消遣娱乐后，他选择了理解和接纳。而独立率真的伊琳娜似乎自身也有清醒的认识。双方通过宽容和接纳、为对方保留的空间，最终达成了和解。

　　如果说乔治·桑或者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性别意识具有更强的社会性，而柯莱特则从女性最日常、最切肤的个体境遇出发，以此作为书写的经验。她的写作始终带着女性的自觉，在女性书写上进行了大胆探索，为今天的女性写作带来深刻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