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昊文艺”

　　精编文艺副刊，就是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副刊版面的高品位、高质量、高水准，坚持以优质稿件赢得读者。作者通讯录恰好就从一个侧面，记录或曰印证了我们辉煌的副刊史，那上面不同时代的作家名字，连同副刊版面那不断累进的期刊数，积淀的正是党报文艺副刊的丰厚底蕴。

　　刊于《天津日报·满庭芳》2020年5月19日

　　从老报社带回的旧物中，除了成摞的书信外，还有两本作者通讯录：前一本是棕色封面，内页已经发黄、变脆，启用于上世纪70年代末；后一本是红色塑料封皮，纸张较好，也许是时间上稍后于前一本，所以保存还很完好。它们曾经就放在我的提包里，随我上班下班，工作时间常会摆在办公桌上，便于随时查阅。它们前后累计使用时间竟然长达惊人的38年，没有被污损过，也不曾丢失过，这可能是我对它们有着加倍的细心和爱护。

　　这两本通讯录上，总共记载有多少名作者？我没有做过统计，但却记着每写下一个姓名时，当时那种愉悦的心情。在当年，不断扩大作者队伍，是年轻编辑业务成熟的标志之一。当开始使用第二本通讯录时，人们的联系方式已经发生改变，名片、传呼机、手机短信及微信等，使得通讯录的效用日渐减弱。但是，这两本通讯录有着不平常的经历，它们伴随了我的整个工作历程，时间愈久显得愈珍贵，我不会也从没有舍弃它们，那上面留存的手迹，是我青春年华的见证，记录了我在一块文艺苗圃躬耕的起始与结束。

　　通讯录上的作者，大都是国内文坛的名家、知名诗人，也包括天津的作家朋友，更有业余作者和文学新秀，他们有的在当时已经成名，并且多是与《天津日报》文艺副刊早有渊源的老作家，有的则刚刚起步，成为重点培养的年轻作者。通讯录上的作家来自于多种渠道，有我主动写信联系来的，有委托其他作家辗转介绍的，还有早期请孙犁先生替我写约稿信联系的，可见当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作者队伍的辛苦与艰难。

　　那时通讯设备比较单一，除了写信、打电话，再就是登门拜访，能够拥有一本记录有众多名家的通讯录是何等重要。为了不断丰富名家队伍，我们经常需要走出去，副刊编辑不能在家守株待兔。北京是约稿的常去之地，那里名作家云集，我们一早乘火车进京，晚上返津，一天打一个来回。有时也会定点定人，专为到北京找某位作家取稿，如需住一两个晚上，就事先开一张单位介绍信，到了北京先去联系住宿，然后再去办事。常住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坐落于北京王府井的《人民日报》招待所，那里四通八达，出入便利，关键是卫生、安全；再一处也是关系单位《北京日报》招待所，地点在北京东单二条，那里的交通也极为方便，是一座二层小楼，来去通达，后来听说也搬迁了。

从左至右分别为作家刘绍棠、散文家郭风、诗人吕剑写给本文作者的信

　　每次出差约稿，不论哪个省市，通讯录都是必带的，以备不时之需，通讯录跟随我走南闯北，我不能让它们有一点闪失。比如去北京，如果只住宿一两个晚上，我是不轻易掏出重要物品的，钱财谈不上，主要还是工作用品，诸如记者证、介绍信，等等。通讯录当然也属于重要物品，用过之后立即放回书包，以免退房时被遗忘，就是在市内转乘公交车时，也是注意自己的随身之物。当年，编辑部曾为编辑们买过一种黑色的牛皮背包，出差时可以装书报和摄影器材，很是方便、时尚。

　　那时，每个副刊编辑都有一个类似的小本子，款式各异，上面都是记得密密麻麻的，我的通讯录里，从来不夹带任何东西，诸如字条、票证，等等，绝对保持整洁，也从没有临时需要记点什么，就从本子后面撕去一页，这样便保证了用时的方便。通讯录里的作家，有拜访过多次的，也有仅一面之缘的，还有就是从未谋过面的，然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往往只需一个电话、一封信件，相互便建立起信任和默契，这当然是缘自《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影响力，编辑只需起到桥梁作用，所有的感情和友情，全都包含在了稿件之中。

　　每次去北京，若是中午赶在了哪位作家的家里，都会被留下来吃饭，印象最深的是去老作家舒群家，根本就容不得你拒绝，虽然只是一碗面汤、一个烧饼，却让你感到万分热情与温暖，但是也仅此一例。在其他作家那里绝不能给人家添麻烦，有一次，约好了下午去拜访老诗人臧克家，我中午赶到北京之后，就在赵堂子胡同附近消磨时间，两点半之后才去摁响臧老家的门铃。

　　那些有过一面之缘的，如萧军、廖静文、黄树则、艾青等，都曾那样热情地接待过我们，听了我们的约稿请求，有的很快就写了稿来，有的则是留下亲切记忆，成为我们这块园地永久的回忆。还记得那次到北京，我是拿着孙犁先生联系好的地址，到车公庄大街老诗人吕剑家里去取写好的诗稿。当年曾和刘绍棠、从维熙一起，同是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成长起来的房树民，在1979年“文艺周刊”元月复刊后，4月5日便发表了小说《养蜂人熊老雁》，这篇小说以首篇位置，编入《天津日报》创刊70周年丛书“文艺周刊”精品选下册。房树民在见到样书后，复信给我：“‘文艺周刊’精品选让我着迷，里面不少前辈和友人的身影浮现到我的面前，牵动着我的感情，当晚捧书看到深夜。‘熊老雁’是我整整40年前写的一篇小说，自那以后我基本搁笔，不再创作。1984年，我去看望孙犁同志时，他勉励我：不要搁笔，小说不写，写点读书记之类的短文也好……我读了王立文同志的序和你的后记，能够感受到领导上对这套丛书的重视和大力支持。摆在我案头上的这套大书，内容丰盈，版式大方，印制精良，连同多年前你送我的《天津日报》版孙犁文集（上下卷），现在都成为我的珍贵收藏……”

　　那些无缘一见的作家，同样也是以稿件结谊，如老作家雷加，是经天津作家引荐而结识，雷加资历很老，他的文章往往会有很深的历史感，“文艺周刊”刊发他的多篇作品后，他特意为我们推荐了上海女作家菡子，还写信说我对老作家有感情，这让他深受感动。在后来出版的《雷加书信选》中，收入了他写给我的多封信件。再如军旅老作家彭荆风，他远在云南昆明，我们的联系方式就是打电话，接到约稿电话他就会寄新作过来，这种友谊保持了好多年。彭荆风病逝后，他的女儿接续了父亲的友情，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她父亲的遗作，近日还将他父亲新版的散文集《初进佤山》邮寄给我，感谢《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对她父亲生前创作的关心与支持。

　　前辈作家是这样，年轻作家也是如此，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两位北京作家李迪、梁晓瑜，曾是法制文学的重要作者，一位还记得当年我去北京到他家中谈稿，偏巧那天上午电梯发生故障，我爬了14层楼梯按时赶到他家；另一位也记着当时是应该在北京的单位里见面，不巧的是他突然生病住院，我买了罐头和水果找到医院去看他……这些往事连我自己都忘记了，可这些朋友们却还记得，倒让我有些感动了。

　　《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传承有序，尽管时代在前进，但始终遵循既定的办刊方针，当年编委会提出的精编文艺副刊，就是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副刊版面的高品位、高质量、高水准，坚持以优质稿件赢得读者。作者通讯录恰好就从一个侧面，记录或曰印证了我们辉煌的副刊史，那上面不同时代的作家名字，连同副刊版面那不断累进的期刊数，积淀的正是党报文艺副刊的丰厚底蕴。

　　每当翻阅这两本通讯录，都会触动心中的波澜，几乎每一位作家都让我想起那熟悉的面容，这过往的几十年岁月，不仅使通讯录的纸张发生变化，而且那上面的名字也在不经意间有了不小的改变，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的作家名字在逐渐增加的同时，一些老作家的名字也在悄然消失，那些曾经响亮、鲜活的名字，当年都曾反复地出现在《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上，为党报副刊园地增添文化蕴涵。

　　想当年，叶君健晚年时曾答应与夫人苑茵合作（画与文）为副刊写稿，后因病逝而留下遗憾；何为、贾植芳、徐开垒曾热情为“文艺周刊”的“散文园”撰稿；工人作家董迺相、阿凤、万国儒、张知行等，与副刊编辑的亲密无间；乡音淳厚的苗得雨、自费购买外文书籍的女翻译家王汶、为津味小说画了无数传神插图的季源业；还有早逝的马林、冯育楠、桂雨清、王筠,等等，等等。特别是从今年伊始，新冠肺炎肆虐期间，我们熟悉而亲切的老朋友何申、刘章、杨润身、吴若增相继离去，让我深陷悲痛之中。他们的名字记载在我的通讯录里，有的已是近四十年了啊，仅仅用友谊两个字，怎么能表达出那至深的情感！

　　我翻动作者通讯录的手指，常常就会停顿下来，看着那些永远失去联系的名字，怅然若失。但是我的手指会继续掀动下去，不会用笔划去他们──没有，我没有划去过任何一位作家或是作者的姓名，就让他们的名字继续存活在我的记忆里，继续保持作者队伍原有的完整阵容，这是《天津日报》文艺副刊70载历程的一部分，也是继郭小川、方纪、孙犁当年创刊后，与之一路结缘、相伴、不畏风雨的随行者，他们的名字和作品，将在《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百花园中获得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