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山线上有个小站，快车不停，慢车只停一分钟。下雪了，黄色的站房白了，出站口的白栅栏更白。一个黑影向我招手，是父亲，肩上眉毛上满是雪。别人接站都喊，都笑，他不吭声，只是伸出胳膊，接过我手中的旅行袋，往一辆粗笨的自行车上放。儿子回来探亲，当爹的感情再含蓄，一举一动也透着快乐。

　　天黑了，雪还在下。从车站到我家那个村子，父子二人走了一个小时，唠了一路。要多读书，多学本领，多锻炼身体。这些个“多”，父亲从前多次说过，这次不再重复。况且儿子已经长大，已经在工厂上班。这一日说的是传闻，主要是我说，父亲听，听到调动方面的一个说法，父亲兴奋起来，想换下我，由他推车。我说不用，车把太死，路也滑。迎面过来一个乡人，父亲打招呼，彼此寒暄，说墒情和收成。

　　过了防风林带，看见我家了。我家在村子最南端，是个三开间的平顶土屋，雪在屋顶快有一拃厚了。进门，开包，掏出一些糖果点心，还有几本父亲写信让买的书籍。母亲在灶间滋滋啦啦炒菜，父亲洗了两只酒盅，并排摆在桌上。儿时，我舔过父亲蘸了酒的筷头，但跟他正式喝酒，还是头一回。母亲笑说，“这么隆重，老丈人待新姑爷啊。”又说，“这回快了吧？”我爸唔了一声。

　　所谓“快了”，指的是回城。父母是下放农村的“五七战士”，其时，多数“五七战士”都抽回城里了，父亲的工作却一直没有着落。我带回的小道消息，来自我一个同学的父亲，应该很有准头。

　　当晚我睡得很香，第二天，太阳老高了还没起来。

　　父亲最反对子女懒惰。妹妹和弟弟那时还小，随父母下乡后，在乡村中学上课。每天天刚亮，父亲拎上柳条粪箕子，出门给生产队拣粪。回来如果有人还睡懒觉，他会很不高兴。弟弟刘嘉陵告诉我，有一天催了几遍他仍赖床，父大怒，高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什么时候都要振作！”说着抓住我弟枕下两只褥角，猛劲一掀，土炕之上，连人带被，我弟就悬了空。父亲犹在大吼：“年轻人更要振作！”

　　但我这次的贪睡，却受了优待。我爸在院里扫雪，抖搂扫帚，跺脚，进屋瞅我一眼，脸上不但没有愠色，似乎还存着几分昨日的快意，吩咐说：“洗脸水凉，兑点暖壶水。”

　　让我深感内疚和无奈的是，此次我传递的信息，不久后证明，是个慌信儿，父亲白白指望了一场。父亲做过多年新闻工作，鬓角都花白了，如果没完没了地拖延下去，还有没有可能重新上岗？

　　由于某种原因，父亲在原单位曾长时间站立，腿部神经严重受损，经常颤动不停，厉害时臂膀也跟着抖。队里关心他，说刘五七你不用下地，有啥好人好事你给写写就中。我爸不听，仍随大帮劳力出工。队长故意不给他分垄，他就蹲在地头薅草，蹲累了，跪着薅。冬天给马车装冻土块，分量太重不好搬，那也吭哧吭哧地搬，姿势便很傻很可笑。老乡们不笑，老乡们爱听他说话，歇气时总想让他讲点什么。一次，当着我的面，知青小胡跟人议论，“那个老黑枷，肚里真有货，能一口气说出十多个国名。”这小子本意是赞扬，但如此称呼我爹，我不是很乐意。

　　光阴似箭，也似蜗牛。我家在农村，足足呆了七年零一百天。那个铁路小站的站房和栅栏，便一次次看到我探亲归来，父亲向我招手。威严的验票员渐渐成了熟人，每回都亲热一笑，说同一句话：“爷俩又见面了。”

　　回村的乡道上，父亲给我讲了许多事。他给村广播站写过稿，还到外村采访过一个民办教师。也是下雪天，大地一片苍茫，我爹顶着小北风，深一脚浅一脚赶路。稿子写出来，投给沈阳的报社，却说不能用，说作者的问题尚未查清，思想也旧，跟不上形势。父亲说他很悲愤，也很抱歉，连累了那么好的一个采访对象。

　　坚忍，不懈，终于，父亲恢复了工作。我赶回村里，帮忙收拾行装。乡亲们来送行，父母将一些家具什物送人，镰刀锄头却不送，不知是想留作纪念，还是将来有什么用途。汽车鸣笛，准备上路。望着空荡荡的老屋，闻着灶坑里残存的烟火气，我的心中有些失落，又有些不舍。

　　从此，沈山线上的那个小站，不再需要我买票交票，上车下车。

　　我需要它，永远需要它。十几年，几十年，我总能找机会见见它。每次乘车路过，不用问列车员，不用看时刻表，单凭窗外景象，我就能判断列车到了什么地方。早早合上书本，按灭手机，不喝水，不吃东西，鼻尖贴着玻璃，死死往外盯。我坐的快车，哪一列掠过小站，都迅疾如电，不过几秒钟时间。

　　但是足够了。

　　黄色的站房依然健在。

　　白色的栅栏依然健在。

　　栅栏后面，父亲喜欢站在靠墙一侧，向我招手。

　　父亲向我招手时，只有五十几岁，到了今年，整整一百岁了。想念他。

　　本文转载自沈阳日报

　　作者简介：刘齐，作家，曾任辽宁省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现任北京杂文学会副会长，出版有《刘齐作品集（八卷）》、《中国杂文·刘齐集》、《中国式幽默》（法文版）等。作者的父亲刘黑枷（1920-2001），曾任新四军《七七日报》编辑、新华社中原分社记者。1948年《沈阳日报》创刊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