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贵州形象”,探寻时代主题
——评欧阳黔森新作《黔村行记》
栏目:品读斋
作者:李晶 来源:中国艺术报

《黔村行记》 欧阳黔森/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4年3月出版

  欧阳黔森近年来将写作目光聚焦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这个时代主题上,表现出一种自信和温婉。有评论家说他的写作具有一种“贵州温度”,这是有见地的。尤其是他最新的文集《黔村行记》出版发行,将这种“贵州温度”不断提升,向世人展示出一个坚韧不屈的贵州,一个日新月异的贵州,一个真实感人的贵州。当欧阳黔森把笔触放置到当下的进行时中,现实与文本互文,评论工作者们也有过担忧:他是否能把握好时代的主题,是否能把“当下”的报告文学写出风骨、写出气度?在我看来,怀疑和担心都是多余的,从《江山如此多娇》到《莫道君行早》再到最新的这部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执着、坚定、自信的作家形象,也从他的笔下读到了时代宏大的主题,读到了正在进行时中的“贵州形象”,让读者切实地感受到了“贵州温度”。

  新作将《黔村行记》《天堑变通途》《风景这边独好》《高原醒了》四篇文章结集出版,将目光放到了黔中大地上,从“磅礴的乌蒙山”写到了“蜿蜒灵秀的莽莽苗岭”,从“高原醒了”的产业致富写到了“天堑变通途”的交通。从他以往写作风格来看,历来彰显英雄主义的他在新作中又会呈现出怎样的气质呢?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侧重探讨他在现实与文本的互文中探寻时代主题的思路与特点。

  最好的文学,是从人格中流出来的

  互文性这个概念指的是文本不再是单一的叙事,而是“许多其他文本的重新组合,在一个特定的文本空间里,来自其他文本的许多声音互相交叉,互相中和”(见《西方文论关键词》)。互文性在欧阳黔森的作品中有着明显的痕迹,他的互文性更多体现在历史和现实交织,有一种大开大合、纵横捭阖的自信,也有一种时空交错、信手拈来的自如。这也是他人格魅力在文本中的体现。

  王国维说,有高尚伟大之人格者,必有高尚伟大之文学。最好的文学,是从人格中流出来的。在《风景这边独好》一文中,欧阳黔森明确把自己的创作初衷或者叫创作冲动和盘托出,他不避讳这种写作的理想状态:“于我,讲述有关武陵山脉、乌蒙山脉、大娄山脉的文学作品非常多,而有关苗岭山系的作品却少之又少。”“于是,再次走进这一块土地,就成了我急不可耐的想法。有了这样的想法,任何事也阻拦不了我,心动则行动,我就是这样的人。”这是一种自信的流露,一种对自己追求的价值、对自己所深爱的土地、对自己的写作判断十分明晰的自信。

  如果说“心想则行动”是作者人格魅力的彰显,文本中的“脚尧之路”“白岩之变”“水寨之梦”“瑶山之遥”也因着“心想则行动”这个时代的内生动力而成为了山区发展的现实,这也是文本的内生逻辑。脚尧村这个曾经“雾当被盖地当床,秋风扫地四壁慌。蕨当主粮灰当盐,有女不嫁脚尧郎”的地方,改革开放后开始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艰苦奋斗历程。脚尧村一开始寻求高产粮却失败,通过不断找寻,后获得茶叶、梨的产业,这根内在主线就是时代和人心的内在精神动力。时代的脉搏和文本的逻辑在这里并轨,如果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气质,那我们这个时代的气质是昂扬向上,是积极作为,是不惧风雨。作家的人格魅力与时代气质相互契合,这种契合也以互文的方式增强了文本的感染力。

  介入现实,寻找解答时代困惑的答案

  《易经》中说一切学问的根基在于“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最高的学问都是生命的学问,没有“诚”,就无可能塑造至善至刚的人格,亦即“风骨”——现代文论中并没有一个完全相同的概念与之相契合,我们暂且用理想主义或者英雄主义来代替。孟繁华、陈晓明等多位评论家曾指出,欧阳黔森的作品有理想主义的气质、英雄主义的精神,是对解决“当代精神困局”的执着。现代困境中最凸显的是人的精神困境,面对物质过剩,或者叫商品时代的混乱、迷惑、怀疑,突破困境寻找精神家园的慰藉成了文学作品的核心。《黔村行记》的四篇文章就将他最大的真诚放置其中。他真诚地想要去探寻“脚尧之路”,以至于“那卷起裤脚的小腿全都血淋淋了也没有察觉”。从“山高水冷,粮食年年歉收”到“解决了无米下锅的问题”再到“肚子填饱了,怎样让荷包鼓起来”的思考,文中的脚尧人苦苦寻找着自己的希望。山河岁月,时代变迁,这样的寻找之路笔者亦想再走一遍,只有自己走一遍才能感受到那些不屈灵魂的温度,把最大的真诚植入其中才能寻找到历史的真实。

  欧阳黔森是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家,而成为这样的作家标志就是对生活的无尽热爱和对时代的无尽关怀,以及从古至今对时代纵深和横向的比较,对新的审美形式的追求。从英雄主义叙事到地方故事挖掘,再到以一种文学的方式关注当下,写出当下最难描述的正在进行时,欧阳黔森一直在自我观念的更新和对新的艺术形式的创造上孜孜不倦,笔耕不辍。他介入现实,回答现实难题。从《花繁叶茂》《看万山红遍》《江山如此多娇》《莫道君行早》到《黔村行记》,他一直寻找解答时代困惑的答案。他在现实中求,也在历史中求。杜国景说他“总是结合自己创作来展望未来”。他是有责任有担当的作家,他不盲目赞美乡村,他所有的赞美都来自历史纵深比较的千年之变中。

  文本中叙事者并不中立,而是置身其中,加上了自己的爱憎分明。历史是感同身受的,我们看见的是脚尧、白岩、水寨、瑶山这几个村的变化,实际上是历史的变化,而当这一切变成个人的历史后,个人和时代就相融合了,那些气质将成为时代的印记。

  文本真实与现实真实交汇

  “被引用的话语”也是一种互文,提示一种对真实和起源的追寻。文本回忆的真实并不等于现实的真实,而“被引用的话语”则让文本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有了交汇点。

  在文中,作者时不时地引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例如在《黔村行记》中,他引用了“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怪不得大家都来,在这里找到乡愁了”。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在花茂村视察时说到的两句话。在《风景这边独好》中,他也引用了2021年2月20日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段讲话。在以往的文学经验中,这样引用一段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几乎很少出现,这种引用方式更像是学术论文的写法。但在阅读整部作品的时候,这样的引用并没有违和感,反而读来很顺畅,有一种历史再现的真实,如正在播放的影片一样,流动着时间和历史的印记。尤其是当这种“被引用的话语”与乡土日常相互互文的时候,历史的纵深感更加增强。

  欧阳黔森笔下的乡土日常,不是苦味,而是滋味,是那些从来不愿意服输的灵魂与贫瘠之间的战斗。从他的作品中,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尽显,那些身体的苦因精神的执着而变得熠熠生辉。用真实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告诉人们,生活是要靠双手奋斗的。少了自怨自艾,多了乐观向上,让人读完酣畅淋漓,气宇轩昂。

  由此读来,“互文性”打破了对文学文本性质的传统看法,使传统文学中确定的、明晰的和封闭的文本走向了一个广阔复杂的开放性空间。

  在欧阳黔森的笔下,每一个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印记都是民族文化的符号,这些现实与文本的互文性描写成了作家叙事的一个重要元素,也是一种深邃的文学隐喻,形成一种审美的张力,让读者找到了现实与理想、历史与未来的链接,使得创作的意蕴和主题更加深远。《黔村行记》中收录的文章只是欧阳黔森写给贵州众多文章中的一隅,他用文字记录下的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时代洪流的变迁。那些触摸到每一个切身经历过的人心的故事,娓娓道来,既是在讲述,又是在感同身受,真实妥帖地如同贵州的每一个山峰和每一寸土地。欧阳黔森的创作实践表明他对非虚构的真实性问题有了更深刻的关切,同时这些年的创作收获让他已经寻找到叙事的另外一个向度:现实与文本互文,上下纵横,立体丰富。故事讲述的真实可感与语言的谨严精确,让欧阳黔森获得了主流文坛的肯定与嘉奖。这也表明了一个事实:这个领域不会辜负一个勤勉奋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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